春秋经解 《春秋经解》作为宋代的一部《春秋》学专著，孙觉的《春秋经解》思想的形成既受到历代《春秋》学著作的影响，又受到宋人所处时代环境的影响。其思想背景主要有三个方面，一是中唐啖助、赵匡、陆淳三人的《春秋》思想；二是其师胡瑷的《春秋》思想；三是同时代儒者的《春秋》思想。 孙觉，字莘老，高邮人，与乔执中、秦观并称“三贤”。生于仁宗天圣六年（1028年），卒于哲宗元祐五年（1090年）。孙觉自幼聪慧，五岁入学，师从乔竦，二十岁，师从教育学家、思想家胡瑷，众皆推服。孙觉一生为人忠厚，交友广泛，刚正不阿，政绩卓著，其学术主要体现在《春秋经解》一书当中。 孙觉《春秋经解》强调尊王，在这一点上和孙复极其相似，二人都以礼制说尊王，把礼和尊王紧密联系起来。《经解》列举大量的礼制来约束诸侯的行为，以尊崇天王至高无上的地位。四库馆臣评价孙觉的《春秋经解》“大旨以抑霸尊王为主”，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尊王范畴，而孙觉所强调的尊王是一种理想中的尊王，是超越现实王权之上的“王道”思想。他以“王道”来关照君臣关系，《春秋经解》中虽然多次强调“君虽不君，臣不可以不臣”。只是反映了孙觉的君臣观的一个方面，即君对于臣有绝对的权威，臣对于君则绝对服从。然而并不是这样的，孙觉服膺的并不是某个君主，而是代表君主的“王道”，强调臣子要“以道事君”。他赞同荀子的观点：“从道不从君，从义不从父，人之大行也；入则孝，出则弟，人之小行也。”，认为君王若是违背了“王道”则“虽君父有命，有不必从”，因为是“道义所在”，臣事君应该以道义，而不是绝对的服从。葛焕礼先生认为孙觉“愚忠”，这样看来，并非如此。以“王道”关照君臣关系，便涉及到以何种标准来评判臣对王的义务的问题。标准不同，对臣子则褒贬不一。 孙觉在《春秋经解自序》中说：“《左氏》多说事迹，《公羊》亦存梗概，今以三家之说，校其当否，而《谷梁》最为精深，且以《谷梁》为本，其说是非褒贬，则杂取三传及历代诸儒、啖、赵、陆氏之说，长者从之，其所未闻，则以安定先生之解说之。”可见孙觉的《春秋经解》融合了历代经师儒者的思想。其解经思路也是比较分析先儒对《春秋》经的说法，自己加以分析综合，比较优劣，从而录之，孙觉对于先儒解经之处不甚满意的地方，则断以己意，若是一条经文自己也不能做出解说，则以“ 阙”注明之，留待后世经师的努力。 《春秋经解》自成书以来，受到同时代和后世学者的推崇，解《春秋》者纷纷赞同孙氏解经的思想，我们上文所说的杜谔的《春秋会义》二十卷，多次引用到孙觉的观点，南宋陈深的《读春秋编》也多次引用孙觉的言论，除了一处作为不同观点而提出以肯定胡安国的春秋学说外，其余诸条则直接解采用孙觉解经思想，如解文公十三年“冬，公如晋。卫侯会公于沓”时，陈深直接引用孙觉的解经内容：“高邮孙氏曰：沓之会，公己去鲁而未至于晋也。”吕本中的《春秋集解》引用孙觉《春秋经解》近百处，也多持赞同的观点，张治的《春秋集传》和《春秋集注》也多次引用到《春秋经解》。到了元代，从总体来说经学地位较前代大大衰落，《春秋》只许用三传及胡传，但是《春秋经解》也在元代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到了明代，在《春秋》学领域一统天下的《春秋大全》也多处引用《春秋经解》，虽然多数不赞同孙觉的观点，也体现出了对此书在明代的影响。另外，像姜宝的《春秋事义全考》、唐顺之的《荆川稗编》、王樵的《春秋辑传》、姚舜牧的《春秋疑问》、朱朝英的《读春秋略记》等都提到了孙觉的《春秋经解》。到了清代，政治环境和学术风尚与前朝大不相同，宋学所提倡的义理之学、攘夷之以多被弃之不顾，严加评判。即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此书也产生了一些影响，钟文丞的《春秋谷梁经传补注》、张尚元的《三传折诸》、朱鹤龄的《左氏春秋集说》等都引用到了孙觉的解经言论，另外此书也被收录到了《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和《四库全书》中，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