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氏春秋说 《惠氏春秋说》十五卷，《四库全书》经部《春秋》类著录。作者清朝惠士奇。 在《惠氏春秋说》中，惠士奇自言其撰述初衷云“惟《左传》纪事为可信，凡史无文，《左氏》皆无传，盖无征不信，故不敢以异说乱经。或以为《左氏》纪事诞妄不足信，始自赵匡，南北宋诸儒从而和之，于是学者胸驰臆断，异说并兴。《左传》虽存而实废矣。吾恐《左传》废而《春秋》亦随之而亡也，独抱遗经，力排异说，非吾之徒之责而谁责钦”这里，惠士奇认为在《春秋》三传中，《左传》纪事本诸国史，“无征不信”故所言最为可信，在三传之中地位也最重要。自宋儒“胸驰臆断”，《左传》处于虽存犹亡的境地。“独抱遗经，力排异说”可谓惠士奇作《惠氏春秋说》动机之所在。 惠士奇，清学者、文学家。字天牧，又字仲孺，号松崖，又号丰农，学者称红豆先生，吴县人。惠周惕子，惠栋父。康熙五十年进士，选翰林院庶吉士，编修，两次担任会试同考官。康熙五十九年，充湖广乡试正考官，接着提督广东学政，倡导读经。雍正初年，命惠士奇留任。应召入对，雍正不满意，罚他去负责修筑镇江城，资金不济停工，削籍归里。乾隆元年（1735）恢复为侍读，免除修城欠款。叫他纂修《三礼》。过了四年，告老回乡，卒于家。士奇师承家学，盛年在繁杂的政务之暇，兼治经史。晚年，对“经学”尤有研究，极力矫正汉儒王弼以来空疏说经的弊病；在注疏礼制方面，在古音古字上，不让以往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再出现，并援引诸子百家之说，来相互引证所以这样制定的深刻涵义。对《春秋》、《大学》等都有深入、独到的研究。他的著述很多，有《易说》六卷、《礼说》十四卷、《春秋说》十五卷、《大学说》一卷、《交食举隅》三卷、《琴笛理数考》四卷。 惠氏对《春秋》三传地位的认识涉及到古文家对《春秋》的不同态度以及《春秋》是重“事”还是重“义”问题上。一般来说，古文家将孔子视为史学家，《春秋》是一部史学著作，但并不排斥史家同时具有政治家的意味。这种理念和“六经皆史”论息息相关，认为经之义出于史实，即史学家的政治理念经义来自于史学家个人对史实的体悟和抽象。 惠士奇论三传与《春秋》之关系，实际上是借“传”与“经”的关系问题，探讨“史”与“经”的关系。古文经学重《左传》之“传”《春秋》，正是着眼于“义”从“史”出的理念。如东汉桓谭《新论》认为，若无《左传》，即便将圣人关在屋里读《春秋》十年，亦不能解其中的微言大义，所表达的正是古文经学“义”从“史”出的《春秋》观。 在惠士奇看来，三传解经，各有特点，《左传》重“史事”，《公》、《毅》重“论义”。惠士奇诊解《春秋》，在重史实的同时，并非不讲义法，虽有《左传》“详于事而略于义”之论，但“略”并不等同于“无”，对于《春秋》之“义”的探求，同样是《春秋说》所关注的议题。惠士奇认为“《春秋》事同而文异者，必有微旨在其中，学者不可以不察。”